“非升即走”起源于北美的Tenure-track制度,在进入国内高校的十余年间,它既带来了科研产出的爆发式增长,也伴随着“唯论文”、“唯帽、子”、“青椒内卷”等难以言说的阵痛。
短短五六年的聘期,论文、基金、奖项,任何一项指标的缺席,都可能意味着老师们会在尴尬的年纪被“扫地出门”。
然而,风向似乎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近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汪小帆在接受采访时,一段关于“非升即走”的表态引发了讨论。当被问及学校是否对新聘任教师实行“非升即走”时,汪小帆明确给出了否定答案:“没有。”

他直言,在部分研究型大学,拿不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可能意味着难以为继。但在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能否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不决定教师的去留,我们不以此作为考核标准。”
这番话之所以掷地有声,是因为它直戳了当前高校评价体系的病灶:同质化。
长期以来,无论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还是地方应用型本科,几乎都在套用同一套评价模版。大家都在比拼论文数量、基金档次。这种“一把尺子量所有”的结果,就是应用型高校的老师们也被迫关在实验室里发论文,而本该由他们解决的产业技术痛点,却无人问津。
汪小帆校长的逻辑很清晰:应用型高校不应成为“研究型大学的缩小版”。他提出,要引导教师从“注重发表论文”转向“注重创新”。当“做创新”而非“发论文”成为追求时,考核的评价维度自然也就不再只有冷冰冰的论文指数。
并非孤例
事实上,近两年来,多所高校在人才招聘和考核政策上释放出了“解绑”信号。
· 中国海洋大学: 在此前的高层次人才引进中,明确提出部分岗位直接给予教授职务,不再设置考核淘汰环节,旨在通过更稳定的预期吸引顶尖人才。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引进的力行青年学者、特聘研究员和特聘副研究员等所有岗位都有编制,不实行“非升即走”政策。
·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实名编制招聘博士、广州软件学院2025年中青年博士师资招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优秀师资招聘,也都明确提出无“非升即走”。
不可否认,“非升即走”在引入之初,确实在打破学术“大锅饭”、提升国内高校科研产出方面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副作用也愈发明显。
第一,是评价标准的异化。生存压力大过探索兴趣,为了保住教职,许多青年教师不敢选择周期长、风险大的原创性研究,而是倾向于“短平快”的灌水论文。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真正的原始创新。
第二,是资源的极度错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通过率逐年走低,尤其是在某些竞争白热化的学科。将一个教师的去留几乎单方面押注在基金评审上,不仅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更是对多年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的一种浪费。
第三,是身心的双重透支。在“非升即走”的压力下,猝死、抑郁、过度内卷频频见诸报端。当大学教师变成了一种高危职业,这个行业对最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必然会下降。

取消“非升即走”,是否意味着回到过去的“铁饭碗”时代?答案也是否定的。
高校管理层和教育专家们正在探索的是一条更科学的道路:分类评价,护航成长。
比如因校制宜: 顶尖研究型大学可以保留高标准的预聘制,但必须匹配相应的科研支持和合理的选拔比例;而对于像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这样的应用型高校,则应更看重教师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专利转化的效益以及教学质量。
目前,不少高校意识到,“焦虑”并不能产生伟大的科学,唯有“尊严”和“热爱”才能激发持久的创造力时,学术圈的生态位才会变得更加健康。
资料来源:各大高校官网、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