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贵州某学院的一场风波，彻底揭开了当下高等教育生态的一道隐秘伤疤。

无数寒窗苦读十几年、终于推开象牙塔大门的学子猛然惊醒：梦寐以求的自由生活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严密无死角的网。这种令人窒息的管理模式早已不再是孤例。

从南到北，越来越多的高校正逐渐演变成令人生畏的机械化流水线。清晨的统一晨读，深夜的强制自习，甚至连教室讲台前都架起了精准测算抬头率的AI摄像头。

为了应对双一流评估与就业率考核的重重压力，很多院校选择用最简单粗暴的数据指标来填充教学成果。打卡、签到、宿舍定位填满了年轻人的缝隙，试错与探索的空间被极度压缩。

面对这套冰冷的系统，那些曾经朝气蓬勃的面孔正在失去光彩。

这种现象的蔓延并非一朝一夕，教育界内部早有各种警惕的声音。

本科教育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大学改革的深层困难在哪里？中国大学要赶超世界一流大学，要做加法还是减法？

这么多年来，大家理论上的共识是要做减法，但实际上减法基本做不下去，惯性思维总是导致不断做加法。还有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停止培养学习机器，开始培养人？

甘阳说，人毕竟不是机器，机器人最大的好处是不需要吃饭睡觉，也不会厌倦。人麻烦的地方是会疲惫，会产生心理障碍。

每个大学都应该考虑本科生在四年八个学期里要如何成长，如何学习得更好、成长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在心理和精神上都有更好的发展。他认为检讨本科课程体制是必须要做的事。

同样智商的人多上了三十门课，反而可能会变笨，因为头脑没有用在对的地方。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老师讲知识点、学生记知识点，上课上得越多，知识点记得越多，考试一考完立刻忘记，这毫无意义。

过去的老师总觉得废寝忘食、悬梁刺股是好事。甘阳在清华做新雅学院院长的时候，从不关心学生的用功情况，因为学生已经特别卷了。

他只关心他们这个礼拜有没有离开清华园，去圆明园、颐和园、北海和香山逛一逛。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想要培养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社会，而不是一个未老先衰的中国社会，大学能够为学生做什么？

甘阳在讲座里还提出：为什么跟美国大学比起来，中国大学本科生要上这么多课？

中国科学报在2023年高考后两次发文，探讨大学高中化的问题。文中观察到，我国高中学生平均每周课内外学习时间总量长达58.5小时，时间配置占比达89.1%，相较之下，休闲娱乐、课外活动时间占比仅为11.9%。

随着学生从高中升入大学，这种时间分配模式并未消减。我国大学生平均每周课内外学习时间总量远超美国大学生，并且学习范式主要是课堂场域约束下的被动型学习，自主性学业参与时间严重不足。

甘阳说，中国大学的高中化问题由来已久。他是七七、七八届的学生，正值新旧之交，大学里没什么课程，大家都是放养的，反而成长得很好。

他认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可以调整的，课上和课下的时间比例也可以调整。比如一门两学分的课每周上两节课，老师可以提前预估学生课下要花多少时间准备，是1:1、1:2还是1:3。

但问题的关键还要回到甘阳之前提出的那个疑问：我们究竟想要一个朝气蓬勃的中国社会，还是要一个未老先衰的中国社会？激娃的结果就是大学生身体健康堪忧，心理健康堪忧，他们不但心事重重、小心翼翼，还畏首畏尾。

其实，关于课内外时间被挤压的争论一直没断过，之前网上就有一个观点剖析过这种疲惫的根源。只是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如今大学高中化的趋势让一切都在加速异化。

十年前大学里还有很多条赛道，工作、出国、保研都可以选。想工作的学生能找到工作，想出国的学生能出国，保不上研的同学还可以去考研。

现在工作不好找，出国不好出，大家都挤在保研、考研这一条赛道上。那时学习最好的同学，很大一部分选择出国而非保研，保研竞争没有那么大。

现在出国变难，性价比变低，大家都去抢保研名额，也就造成了内卷，导致大学高中化。曾经的多维发展被压缩成了一条狭窄的跑道，这让大学变成了衡水，彻底抹杀了自主的空间。

除了上课之外，还可以去探索别的可能性，比如说阅读，参加读书会，或者是志愿者服务。当然，有的同学就因此堕落了，天天打游戏，不上课挂科，甚至连学位都拿不到。

十年前，国内大学氛围相对而言比较自由开放，有的同学喜欢和人打交道，就去混学生会或者实习，喜欢读书的学生就去搞读书会，喜欢打游戏的就一起打游戏。五年前中国大学也没这么卷，十年前更不卷。

现在绩点成为了大学里面的唯一指标，大家为了保研都拼命卷绩点。十年前的大环境更好，更好找工作，大学更多元，自由开放，有试错空间，绩点也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今天的大环境不好，不好就业，大学内卷单调，大学生没有试错空间，绩点也成为了唯一的评判标准。当时很多人认为只要拼命卷成绩就能出头，但现实是，这股风气如今被管理者无限放权，连晚自习都被强制安排。

所有的多元化选择都被强行塞进了同一条履带上。有一位朋友观察到，在过去十年中，至少从北大的经验来看，总体上而言，本科生确实要逐渐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学业上，这是一个变迁的过程。

在他的心中，可能是从2012、2013年开始，一直到2016、2017年是一个过渡期。他说，北大这个地方本身有非常强的学生内部传统，比如说自由散漫，不是整天埋头去读书、做科研、搞学术，可能更加追求一些更宏大的东西。

八十年代的北大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一直到90年代到00年代，可能都还有这种传统的留存。这个传统说好一点，就是对于知识或者是思想纯粹的追求，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不务正业。

之前在北大有很多这种不务正业的人，去开公司，或者去当作家，去做时政评论，做新闻的都有很多，从本科生开始就是如此。但是到后来，这个情况实际上是有一个转变的，这个转变就是发生在这个分水岭之后。

因为学业上的压力、政治上的压力和社会上的压力，原来学生可以做的不务正业的事情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大家开始逐渐意识到，好像出路不是那么宽了。一方面就是在学校内部去保研，开始变得越来越有竞争力。

原来北大的学生想要考本校的研究生是一件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的事情，但是保研的竞争力变大，所以大家慢慢的都开始拼绩点，因为只有绩点这个东西是公平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学生会去选择给院里打工，或者是给学校打工，打两年的工，然后再去读两年的硕士。再比如说有一些人会选择去支教，去新疆、云南这种地方支教，可能也会相应的给予一些名额。

反正就是除了这些其他途径之外，剩下的基本上就是靠成绩。最终大家都发现，要是绩点不够高，可能就没有机会保研，于是大家都开始卷成绩。

这种用严苛抬头率去框定每一个人的高压态势一路向下蔓延，让各类普通院校的考勤日常变得更为极端。这位朋友指出，如果把他放到现在，放到十年之后，要达到当时的这个名次，比如说在同年级学生中刷到前几名，不可能像当时这么轻松。

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刷绩点，要用很多倍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边际收益非常低。如果换到现在的话，他可能也被迫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够拿到当时的这个绩点和名次。

他指出，在北大其实还好，有一些其他学校真的完全就像高中一样，管理方式和学习方式跟高中无异，可能一进入大一就开始奔着考研的目的去学习。

比如说学的不是哲学，而是哲学考研，学三年怎么考研考哲学，这个话题其实和哲学本身关系不大了，如果能在本科毕业之后成功考研，那就算是大学教育成功了。当这种病态的考核逻辑成为通行的金科玉律，校园里的勃勃生机便遭到了彻底的封杀。

归根结底，高等教育的初衷在于唤醒独立的灵魂，一味地塑造千篇一律的执行机器必将走向死胡同。当刚考上的大学变成了衡水，当承载着自由与梦想的校园被严苛的考勤包裹，这代表着教育本质的全面退守。

一味地借用高压手段去粉饰数据，或许能换来短期的纸面繁荣，却永远无法培养出具备韧性的青年。大学高中化正席卷全国，这记警钟不仅是在叩问管理者的智慧，也在向全社会发问。

如果放任这种流水线式的浪潮继续翻涌，我们将彻底抹杀一整代人的青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