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显示，我国自闭症（孤独症）人群超过1000万。

秋兰十年间服务于自闭症家庭，遇到的很多家长都非富即贵，谈起工作来头头是道，唯独面对家里“来自星星的孩子”手足无措。

她的工作，就是陪伴这些特殊的孩子适应“地球”生活。

以下是秋兰老师的自述。

2006年，我毕业后来到广州，成为自闭症机构的训练老师。

老板安排我带的第一个学生是7岁的寄宿生圣圣。

圣圣有两个主课老师，我负责的个别训练课程，主要是认知、理解、表达等能力的训练，还有一个是负责感统训练的老师。

在我十几年职业生涯中，圣圣是为数不多有“特异功能”的自闭症孩子之一。

他对数字非常敏感，我教他查字典，他一下子爱上了，无论去哪里，都右手拿着字典，很快我发现他连哪个字在哪一页都记住了。

他对日期也是敏感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他能清楚知道哪一年哪一月是星期几，上下几千年的每一天都能瞬间推算是星期几，真是只能用神奇来形容。

圣圣是我们几个老师的宠儿，他总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但每逢周五，我们都会很焦虑——圣圣爸爸要来了。

父母离异后，圣圣跟随爸爸生活。

他爸爸是个潮汕人，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对孩子花钱很大方，但从来不找我这个主要的个训老师聊孩子情况。

每到周五，从早上开始，圣圣就会唱：

星期一爸爸不来接，星期二爸爸不来接……星期五爸爸来接了……

但也有例外，有一回圣圣爸爸没来，他哭的时候，不小心把另外一个孩子的闹钟碰地上了，那个孩子是一个智力落后的高大男孩，拿起闹钟直接往圣圣头上砸去。

阿姨们急冲冲把圣圣送去了医院，但圣圣不让医生靠近，阿姨赶紧打电话给我，我赶到医院已经差不多十一点，圣圣的头上衣服上有很多的血迹，敷着纱布的头还在微微渗着血。

阿姨看见我就抱怨说：

医生一拿针他就躲，什么方法都用了，折腾一个多小时了，就是不行！

我抱着圣圣说：“圣圣不怕，邓老师抱着，你乖乖地让医生缝针。”

躲在我怀里的小身体慢慢地放松下来，我示意医生可以开始时，圣圣又有点紧张，我轻轻地抚摸他的后背说：

邓老师抱着圣圣，医生叔叔你要轻轻的，不能把我的乖圣圣弄疼了哦。

医生马上附和说：“嗯，好，我一定会轻轻的。”

圣圣这才让医生缝了针，医生手头工作一结束，圣圣忽然指着地上的那堆被血染透的纱说：“长大了，这里当医生。”

我和两个阿姨都忍不住笑了。

医生也笑着说：“小家伙真有志气，今天也非常勇敢！”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圣圣爸爸来接的时候却什么也没说，我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

或许在这位成功男士的眼里，儿子的眼泪还不如银行的流水重要。

他的孩子“拿不出手”也“见不得光”。

我们几个小年轻跑去问主管，主管说第二天早上就跟家长沟通了，怎么沟通的主管却不愿意告诉我们，我们猜测也许是机构和孩子家长都给了赔偿，但也只是个猜测。

我陪了圣圣一年三个月，决定要去北京奔赴下一份工作时，放不下的只有圣圣，临别带着他出去，买了他最爱吃的五羊牌香芋味的冰淇淋，沿着一条有很多芒果树的路走走停停。

最后的记忆是圣圣笑咪咪地唱：“9月1日邓老师不来，9月2日邓老师不来……9月17日邓老师回来了……”

我知道，他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

邓老师你还会回来吗？你还会回来的吧？

可是我没有再回来，也没有再见过圣圣。

最后一次交集，是旧同事给我发了一段录音，圣圣五音不全地唱着我教他的《宁夏》，最后是圣圣的歌声。

“9月1日邓老师不来……9月30日，邓老师再也不来了……”

我有过一段去国外照顾孩子的经历，他是男孩杰杰。

他的父母都是赴美的留学生，读书后留在那边就业，带着杰杰住在纽约附近的一个小镇。

初到纽约

杰杰的爷爷奶奶觉得美国那边训练的效果慢，收费又贵，就想在国内找一个有经验的老师过去，这才找上我。

杰杰家在别墅区，一整条街不足十户人家，每家都有修剪精致的草坪。

到的时候，抱着妹妹的杰杰爸，还有他的外公外婆都在门口迎接我，我们说了些客套话，原本在餐厅地板上玩小汽车的杰杰，忽然跑过来，绕开围着我的人墙抱了我一下，然后放开又跑了。

他的家人都惊呆了，说杰杰这四年多以来，没有主动拥抱过任何一个人，也没有主动打过一次招呼。

这件事让我大大获得了杰杰家人的信赖，但这个孩子的情况，并不简单。

首先，杰杰非常刻板，他有很多固定做的事情，比如他只吃同一家超市的同一款牛肉饼、同一款香肠，以及他外婆亲手做的红烧肉。

后来他外婆准备回国了，我总是担心：那两款肉停产了怎么办？

之前我在国内听说过只吃一个牌子的咸蛋黄的自闭症孩子，他们家如果出门，车上的后背箱满满都是咸蛋黄，那个妈妈最大的焦虑跟我很相似：

万一那个牌子的咸蛋黄停产了怎么办?

为了杜绝后患，我决定训练杰杰至少接受一款主食，在尝试了他们家所有常吃的面、粥和米饭后，我决定把目标放在白米饭上。

我把一勺米饭和一碗红烧肉放在我给他上课的小桌子上，告诉他：“要吃一口米饭才能吃红烧肉。”

我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到杰杰嘴巴旁边，他张口的时候，我快速移开红烧肉，想把米饭往他嘴巴里塞。

我动作快，小家伙更快，勺子刚碰到嘴唇，马上就咬紧牙齿，任凭怎么威逼利诱都不松开。

如此重复了无数个回合，我都没能成功喂进去饭，他也没成功吃到一口肉。

旁边的外婆心疼得不行，劝我：“下次吧，下次吧。”我只能放弃，看着小家伙心满意足地一口一口吃肉。

第二天杰杰外婆没在，我调整了难度，只在左手拿了一粒米，右手还是夹着红烧肉，这次我成功地用同样的方式把米饭塞进去了，然后赶紧塞了一大块红烧肉给他。

有了这次尝试，杰杰可能发现米饭没有那么可怕了，即使还是抗拒，喂饭的艰难程度也有了明显下降。

我们两个斗智斗勇斗耐力，大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杰杰才慢慢接受。

至此，杰杰一餐可算是能独立吃完一碗白米饭了。

当时的我没有想到，我的这一举动，竟在半年后挽救了杰杰的生命。

那时杰杰的爸爸妈妈都恰好出差，只剩我和孩子在家。

没想到遭遇了当地40年来最大的暴风雪，家里停电了一周。

国外路上积雪的清理、重新供电的速度完全没有国内的效率，我不敢开车带他在这样的路况出门买菜，只能把家里有的肉和菜都煮在一锅。

菜吃得差不多了，就只能煮一锅白米饭。

“杰杰，来吃饭。”端出一锅白米饭的时候，我的心很忐忑，毕竟之前都是跟肉一起吃的，万一他不接受，我该怎么办？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端起碗就吃，没有一丝怨言和不配合，我的心里莫名有些感动，好像曾经悉心种下的种子在不经意间，已经开出了花，结出了果。

就这样连续吃了好几天白米饭，终于熬到了杰杰爸妈回来。

我在纽约杰杰家长的办公室

杰杰的爸爸妈妈很感谢我，那段时间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幸好你坚持让杰杰接受主食。”

除了吃饭刻板，杰杰出门也有特定的路线。

如果开车出门倒无所谓，如果走路，必须向左转，然后沿着固定的路线走到一所小学再回家。

为了让他接受新路线，每天我都会挑一个时间带他出门玩，我关好门，他就拉我想往左边走，我指着右边说：“我们去那边玩。”

那时候他还几乎不会说话，也不太听得懂我的意思，只扯我往左边去，我拉着往右，他马上尖叫，死死拽着我不肯动，因为力气没我大，被我拉着走了两步，他就崩溃大哭起来。

这种情况，我要抱着他哄半天才能安静下来。

好消息是，前一天已经走过的距离，他是能接受的，但如果再往前走，他会尖叫大哭。

我只能用之前哄他吃白米饭的方法，每天多往前走个两三步，等他哭了就停下来，循序渐进。

有一次我有点急，不顾他开始哭，还是往前多走了十米左右。

他哭得特别厉害，在我的胸口咬了一口。

伤口过了差不多一个月才完全消失，幸好当时没有恋爱结婚，不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见他眼泪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就想着回去算了，结果旁边一间别墅门开了，出来了三个看起来大概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她们把我俩围住了，都笑容满面的，说话特别温柔。

其中两个去跟杰杰说话，大部分单词我听不太懂，只听到“亲爱的”、“小甜心”，杰杰自顾自地哭，完全不给一点反应。

另外一个老太太质问我：孩子为什么哭?

我的英文太烂，只说孩子是自闭症。

但是自闭症跟这样大哭有什么关系，我的英文能力又实在表达不清楚，只好尴尬地笑。

她又说了一些我听不太懂的，后来她放慢语速，减少单词量，我半蒙半猜到她在问我和杰杰的关系。

我用蹩脚的英文回答：“我是互惠生，从中国来照顾这个小朋友的。”

“他的父母去哪里了?”

我说他们上班去了，在纽约，晚上会回来。

“你们住在哪里?”

我的英文还说不来街道和门牌，又没带手机，也没记住他爸爸妈妈的电话，急得我团团转。

三个老太太围着杰杰不停说话，杰杰害怕得哭起来。

我想过去抱杰杰，却被她们拦住了。

没想到，这时来了一辆警车，下来两个又高又壮的黑人。

两个黑人走到我面前，了解情况后得知，这几个老太太居然觉得我是人贩子，有虐待儿童的嫌疑。

我连忙解释，但蹩脚的英文怎么都说不明白原委。

杰杰还在一直哭。

黑人警察和老太太都试图去抱杰杰，但杰杰完全不让他们抱，直到我过去抱杰杰，杰杰马上张开双臂，警方才没有阻拦。

回到家后，警察给杰杰爸爸打了电话，杰杰爸爸把事情讲清楚后，他们才离开。

我决定离开美国的导火索是杰杰一岁多的妹妹，她也出现了一些疑似自闭症的症状。

杰杰妈妈的心态崩了，她解雇了家里的阿姨，这些工作全部都落到了我的头上。

加上那段时间我荨麻疹发作，每天都要不间断地吃医生开的抗过敏药，吃到整个人开始有点虚胖。

或许是被情绪影响，在她再次用命令的口吻让我打扫全部屋子的卫生时，我的委屈和烦躁也彻底爆发了，我们大吵了一架。

那是一个下着大雪的晚上，我一个人推着两个大大的行李箱，赶上了最后一班来往纽约的火车。

我在车站待了一夜，坐第二天晚上的飞机回国。

就这样，我回到了国内。

当时年少气盛，也不知道如何跟杰杰妈和解，最后只能任凭时光淹没了那段记忆。

回到国内，我遇到了改变我人生轨迹的自闭症孩子——小橙子。

小橙子两岁多时被诊断为自闭症，开始在各机构进行训练。

快七岁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无法忍受机构的训练，据说是看到机构上课的同款桌椅都会哭的程度。

我接手时，小橙子九岁，每天除了吃各种美食，就是抓着家里空下来的大人带他兜风，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爷爷和几个姑姑就轮流带。

只要在家里呆一个小时以上，他就会哭闹，几乎整个小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他会一边哭一边捶打自己的太阳穴，最长的一次记录是一个半小时，我曾经在他面前陪着他一起捶，没几下我就放弃了，太疼。

小橙子妈妈是我见过最有魄力的人，对我也非常信任。

不过，小橙子妈妈不要求我做计划、做总结，她总是直接给钱，让我带小橙子出去吃喝玩乐。

我们一天的安排是：

早上出去吃小橙子爱吃的早餐，然后挑一条人比较少的公交路线晃悠一圈，回来吃小橙子妈妈上班前准备好的三菜一汤，吃完睡午觉，下午爬山，再去找甜品店，让小橙子吃他喜欢的点心。

就是在这样松弛的陪伴下，之前只能说“走开”、“吃蛋糕”的小橙子，在大概五个多月后，出现了让我和他妈妈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变化。

那天午睡后，我们去爬家附近的小山，走到一处斜坡时，小橙子有点犯懒，坐在地上不起来。

我拿出他喜欢的巧克力，在他面前晃了晃，他眼睛一亮，就要伸手来抓。

我一边往前跑，一边回头逗他：“来抓邓老师和巧克力。”

小橙子来追我，小圆脸上笑眯眯的，特别可爱。

等到过了斜坡，我停下来拿手机给他拍视频，他冲过来抱住我，声音清脆：“老师我爱你。”

那天晚上，我和小橙子妈妈反复听这句话，简直像听到了神迹。

一年后小橙子妈妈打算送他去上小学，那年离深圳正式出台普通学校不得拒绝特殊儿童融合的政策还差了几年。

原本按年龄，小橙子该上四年级，但由于没有在该上小学的年纪申请学位，入学是很困难的，何况还是这种特殊情况。

小橙子父母找了教育局，又找了熟人引荐，最终得到了一次学校面试的机会。

当时，校长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坐在校长办公司的茶桌上泡功夫茶，也没怎么看小橙子，只是跟小橙子妈妈客套，聊了好一阵才说到正题。

他说：“孩子这情况是不容易的，××学校是最好的特殊学校，我可以帮你们打个电话，我和他们校长也见过几次。”

小橙子妈妈说：“我们也去看过，离家里太远，住宿我们也不放心，最重要是知道校长您在之前的学校主持过融合班，在我们整个区都是第一人。”

那校长的确是在前一个学校当副校长时带团队做过融合，还因这个成绩高升成正校长。

小橙子妈妈又说了些提前准备好的关于特殊孩子上普通学校融合的若干好处，马屁也拍得好，校长没办法直接拒绝。

小橙子妈妈说：“我们没指望他的学业，不用在一年级，我们直接按这个年龄上四年级吧，不然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就光看大哥哥了，也不合适，我们也不想影响学校。”

我偷偷在心里给小橙子妈妈点赞，其实我们原本就打算直接上四年级的。

校长又说：“那就试试吧，试一两周看看。”

小橙子妈妈赶紧致谢，没想到临走前，校长又说：“你们可以下午最后一节课过来。”

我顿时懵了，最后一节课是大家出操场做体育运动，这样的融合能有什么意义?

我当时挺难过的，为小橙子、也为其他想入校无门的特殊孩子。

小橙子妈妈说：“也不用给他这么特殊的待遇，我们就直接跟其他孩子一样按时来吧，如果小橙子开始不适应，邓老师就把他带到操场运动一下，安稳时再回来，肯定不会让他影响到课堂和其他孩子的。”

校长不置可否，后来就让一个主任跟小橙子妈妈交代入学事宜。

出了学校，我们都忍不住松了口气。

我说到校长其实明里暗里拒绝了三次，要是我，估计在第一次被拒绝时就放弃了，就算撑到第二次，也绝对撑不到最后一次。

我可能只会每天带孩子来参加最后一节课，或者再换学校努力了。

小橙子妈妈说：“目标明确，不亢不卑，无论校长怎么打太极，我都把他扣回我们‘正常上学’的目标上。”

她的话让我想到古龙小说的高手对决，看起来痛快，学起来太难了。

从那之后，小橙子开始上学了。

适应学校的过程很艰难，我鼓励他多交朋友，同时我也留意着班上比较热心的同学，给小橙子送食物时，也会给他们带一份。

慢慢的，小橙子跟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好，遇到困难时，我还没走过去，他的朋友们就已经帮助他解决了问题。

再半年，我撤出学校，小橙子妈妈每天送到校门口就走，只能用简单语言表达需求的小橙子自己独立地上完了小学。

如今再翻看那段时间的朋友圈，我看到一张配图，照片上的小橙子搬着他上课的椅子，避开同学们往下走。

他的脸上洋溢着笑容，跟路过的同学打招呼，额头上有晶莹的汗水。他的身后是过来帮忙的小朋友。

那时的我只写了一句话：他的世界，升起了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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